30年代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其影响，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实际上，这场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为什么数量不少的国家在这时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显然与大萧条造成的严峻挑战是分不开的。但这不是真正的答案。为什么另外的一些国家避免了这样的灾难，甚至摸索出一套走向社会进步的新道路？应对方式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均在大萧条中遭受重创的国家，在其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并成为二战中你死我活的主要对手。

在这次大萧条中，美国当然是首当其冲，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在这期间，美国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几乎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德国也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时德国面对着两大问题，一是严重的失业，失业率达到30%，二是恶性通货膨胀，据说通货膨胀最高时达到40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

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30年代大萧条时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事实似乎在证明这一点。在美国，随大萧条而来的是遍及各地的暴乱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

在德国，一位观察者在一些严重贫困的地区旅行时描述道：“全国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官方干预毫无作用，人民生活在敝陋、压抑、满是疾病的活地狱中。”严冬时节，柏林和其他市镇临时搭起了大棚，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到那里去取暖，领取仅够果腹的食物，找个睡觉的地方。全家人都意志消沉。

但差不多的现实，却成了后来不同道路的分水岭。

美国的应对与选择大家都知道了。简单概述一下，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施行著名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这当然是当务之急。

从1935年开始，罗斯福新政进入第二个阶段。其中，最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二是通过建立工会制度协调劳资关系。这两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通过这些变革，不但为走出大萧条奠定了基础 ，而且这些措施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即福利资本主义，以取代原来那种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

在德国，开始的情况还不错，甚至要更好。希特勒上台后，从1933年到1935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就把德国这个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在这三年中，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0%。到1939年，德国的工业经济达到了顶峰，其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的15%，失业率也从 30%以上降到零。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各种造车厂、修车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破土而出，其中最着名的是1938年建立的“大众汽车”公司。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着整个国家的面貌。当时德国的社会福利，为整个世界所艳羡。


然而，到了1936年的夏天，德国主要的经济数据就已经开始走坏。到了1937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国内债台高筑，政府累加债务越来越高。如此巨大事业的推进，如此庞大福利的实施，都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首先是掠夺有钱的人，在当时就是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补贴德国民众。但犹太人总有被榨干的一天，此后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发动战争

于是，著名的《四年计划备忘录》诞生了：即在四年之内完成战争的准备！从1936年赫尔曼戈林全权负责帝国四年计划开始，德国经济就由一群门外汉掌管，走向了战争的不归路。这当中还有一个因素，德国虽然在短期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它本身领土狭小、资源短缺，庞大的工业产能和经济体量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于是，战争就成了一种不二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现实的因素，但从更深远的历史眼光看，这样的不义战之所以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呼应，与历史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某种历史悲情的回响。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在一战中，德国有180万人战死沙场。根据随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失去13%的领土，10%的人口，约330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全部丢失。此外，德国还要支付大量战争赔款。这种失败，在德意志民族的内心深处，埋下了耻辱和仇恨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拯救这个民族，成为希特勒内心中强烈的冲动，同时也得到整个社会的回应。

于是，历史的悲剧在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

其实，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


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也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土壤，甚至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迹象。

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独裁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 


　
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有人说，罗斯福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即使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独裁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在事实上，大萧条中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